第974章 北面事务
第974章北面事务
对于北面事务,大汉也不是一概采取保守,军事攻势虽然停止,却大搞政治攻势与经济攻势,针对于诸多的少数民族,刘承祐特地成立了一个衙门,理藩院,由陈王赵匡赞负责诸族的延揽管理事务。
东北方向,由于道路阻隔,交通控制,再加辽国有所防备,虽然同室韦、女真、奚人、渤海等族有所联系,但规模终究不大。
而朝廷的重心,主要放在同高丽国的交往上,这三年间,双方往来密集,政治上的联系日趋紧密。高丽王王昭,对朝廷十分顺服,几番遣使入朝,进贡学习,并延请朝廷派人指导其制度建设。对此,刘承祐派了不少博士、僧侣、道士东渡,当然也有些官吏。
这几乎是一场政治扶贫,自从平定叛乱后,高丽王权威大涨,改革的阻力也迎刃而解,再加上,扯着大汉的虎旗,其改革已大见成效。等到乾祐十五年,高丽国已是内部矛盾得到控制,功臣、贵族的弊病得到改善,王权得到强化,国力也逐渐迈向开国以来的顶峰。
对于高丽国的情况,刘承祐也有所关注,就刘承祐本心而言,或许并不希望看到王昭改革成功。然而,个人情感终究不能影响到国家大略,针对辽国,高丽是刘承祐选择的一个得力盟友。再加上,此时的高丽国,对大汉也足够恭顺,并且在对辽之事上,早已取得共识。
另一方面,则在于经济利益,两国之间,每岁通航的海船达两百多艘,两国贸易开历年之最。从中,大汉获取了不少的收益,尤其是大量的铜料自高丽输入。
而在与高丽的交通之中,更东的日本也得到消息,开始组织使者,朝觐中原。
相较于东北方向的平静,西北的局势,则要更复杂一些。首先是定难军,自李彝殷被扣留在东京后,其内部果然产生了分裂。
明眼人都知道,李彝殷是被朝廷强留的,但是,并没有造成定难军上下同仇敌忾、共度时艰的局面。一方面源于朝廷的政治攻势,一方面也因为定难军内部的矛盾,很多人都有意采信李彝殷是留恋开封浮华而舍弃夏绥,不愿西归,在开封享福。
起初,李彝殷在进京前,做好了一些交待安排,重任落在其子李光睿身上。而事实上,这起到了一些作用,在李彝殷不在的前期,李光睿也确实掌控了定难军军政大权。
不过,随着时间的推移,问题也就出现了,出在拓跋李氏内部。仅一个“名不正言不顺”的理由,就可以拿来攻讦,再加上选择性地拿李彝殷的事情来打击其威信,如此一来,矛盾日益凸出,到乾祐十四年,李光睿已经无法彻底控制局面,定难军形成了事实上的分裂。
首先是遂州节度使李彝全,不奉其令,并向朝廷上表,弹劾李光睿,窃取帅位,图谋不轨。紧随其后,是银州刺史李光俨,虽然不似李彝全那般直接,却也有疏离态度。
至此,定难军所辖四州,真正听命帅府的,只有夏宥二州,而完全受李光睿掌控的,也只有夏州了。于定难军而言,更艰难的,是节度使还远在开封。
定难军的分裂态势,固然有卢多逊在背后挑动,推波助澜,但根本原因,还在于其内部矛盾。而其矛盾根源,也在于节度世袭。
拓跋李氏的崛起,关键在于李思恭,那是党项定难军的奠基人,哪怕李思恭已死了半个多世纪,在很多党项人心中,其威名犹在。
然而,李思恭死后,以其子少不更事,承继节度位置的是其弟李思谏。李思谏死后,李思恭之子李彝昌继位,但又因兵变被杀,帅位落入李仁福之手,属李思恭之弟李思敬一脉,一直到如今。
李仁福后是其子李彝超,直至李彝殷,从其世系流转就可知,定难军的传承隐患很大。李彝殷若在,以其二十多年在位的掌控能力,足以弹压。
然李彝殷不在,李光睿一则威望不够,二则无朝廷敕书,老辈的事情,历史的遗留问题,就都可以拿出来说道了。
也就是李彝殷在夏州打下的基础足够深厚,否则李光睿能否守住夏州的基业都是问题,很有可能在反对者的力量下被驱逐。
事实上,卢多逊就曾汇报,遂州的李彝全联络他,希望能取得朝廷的支持,驱逐李光睿,使夏州真正归附朝廷。然而,其小心思,哪里能瞒过朝廷,给出的反应是,既不支持,也不反对,当然这也算表明态度了。
对于定难军如今的形势,就朝廷而言,已经满意了,内部分裂纷争,却也没到同室操戈的地步,这样的情况,实在是完美。
事实上,倘若定难军真的内战了,于当下的大汉而言,反不是好事,那很可能影响到整个西北局势。不过,他们也暂时没有内战的基础,外有朝廷的把握,内部则是夏绥银三方互为牵制。
而一旦有先动者,又很可能引起公愤。定难军的分裂,始终局限于其内部,而其他党项部族,少有参与,都是默然坐观,而是在积极与朝廷所控州县交易。
去岁夏,苦于内部难宁,争端不休,心力交瘁的李光睿以夏州留后身份,向刘承祐上奏了一封奏章,大概意思是希望能够放还李彝殷,还夏绥百姓以安宁,他愿自己赴京,做质子。
对此,李彝殷“主动”回了一封信,说他在东京待得很好,年事已高,精力不济,正当安享晚年,让他善掌夏州军政。其后,朝廷便下了一道制书,正式扶正李光睿,以其为定难军节度使。
这道任命,算是给了李光睿名分,但已经分裂的拓跋李氏,却再难回到当初。也因为朝廷的手段,李光睿心中愤懑,对朝廷日益不满。
而在定难军内部纷扰不断之时,其南面,却有一个吃瓜群众,高绍基。到乾祐十五年,高绍基对延州的统治,已然名存实亡,高绍基虽然仍保留着节度使的名号,但军政实权已然被朝廷所掌控,枢密院派了个名叫曹翰的将领主持延州军事。
而高氏一族,也陆续迁到洛阳,高绍基也两次向刘承祐请命,希望能回朝任职。
党项事务之外,朝廷对陇右、河西方面的开拓,也在持续进展,与回鹘、温末、吐蕃的交通往来愈加密集。褒国公王景,在此前西拓的基础上,继续西进,重新把兰州纳入管理。
兰州以西,继续遣人招抚,因为拓地兼抚戎之功,王景在乾祐十四年,正式由渤海郡公晋爵褒国公,而王景至此已七十三岁,可以说,其晚年基本都奉献给了大汉在西面的事业。
至于同大汉联系已深的凉州,在多年的铺垫下,也由中央派遣了几名官吏前去,进行管理。折逋氏在朝廷支持下壮大,冠绝温末诸族,原本是有所忌惮的,所幸其还算老实,没有为此设阻,走那取死之道。
到乾祐十五年,大汉的势力,已彻底推进到河西地区,影响遍及河西走廊。而由此造成的不利影响则是,在这种回归式的拓展过程中,也不是所有人都欢迎的,西北的诸多部族中,多了不少敌视的目光,反对的声音。
而控制甘、肃地区的甘州回鹘,在大汉的这种扩张势头下,也表现出了浓浓的忌惮。也就是大汉的脚步比较稳当,采取的也是温水煮青蛙的手段,经济利益在前,政治手段随后,再有军事实力威慑,方才没有大的动乱。
当然,随着卢多逊及诸位将吏关于各项西北事务的汇报,在刘承祐心里,也已勾画着一幅蓝图。西北地区,在将来还是需要整改的,在重返河陇乃至西域的过程中,怀柔是必须的,但不能作为唯一手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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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北面事务,大汉也不是一概采取保守,军事攻势虽然停止,却大搞政治攻势与经济攻势,针对于诸多的少数民族,刘承祐特地成立了一个衙门,理藩院,由陈王赵匡赞负责诸族的延揽管理事务。
东北方向,由于道路阻隔,交通控制,再加辽国有所防备,虽然同室韦、女真、奚人、渤海等族有所联系,但规模终究不大。
而朝廷的重心,主要放在同高丽国的交往上,这三年间,双方往来密集,政治上的联系日趋紧密。高丽王王昭,对朝廷十分顺服,几番遣使入朝,进贡学习,并延请朝廷派人指导其制度建设。对此,刘承祐派了不少博士、僧侣、道士东渡,当然也有些官吏。
这几乎是一场政治扶贫,自从平定叛乱后,高丽王权威大涨,改革的阻力也迎刃而解,再加上,扯着大汉的虎旗,其改革已大见成效。等到乾祐十五年,高丽国已是内部矛盾得到控制,功臣、贵族的弊病得到改善,王权得到强化,国力也逐渐迈向开国以来的顶峰。
对于高丽国的情况,刘承祐也有所关注,就刘承祐本心而言,或许并不希望看到王昭改革成功。然而,个人情感终究不能影响到国家大略,针对辽国,高丽是刘承祐选择的一个得力盟友。再加上,此时的高丽国,对大汉也足够恭顺,并且在对辽之事上,早已取得共识。
另一方面,则在于经济利益,两国之间,每岁通航的海船达两百多艘,两国贸易开历年之最。从中,大汉获取了不少的收益,尤其是大量的铜料自高丽输入。
而在与高丽的交通之中,更东的日本也得到消息,开始组织使者,朝觐中原。
相较于东北方向的平静,西北的局势,则要更复杂一些。首先是定难军,自李彝殷被扣留在东京后,其内部果然产生了分裂。
明眼人都知道,李彝殷是被朝廷强留的,但是,并没有造成定难军上下同仇敌忾、共度时艰的局面。一方面源于朝廷的政治攻势,一方面也因为定难军内部的矛盾,很多人都有意采信李彝殷是留恋开封浮华而舍弃夏绥,不愿西归,在开封享福。
起初,李彝殷在进京前,做好了一些交待安排,重任落在其子李光睿身上。而事实上,这起到了一些作用,在李彝殷不在的前期,李光睿也确实掌控了定难军军政大权。
不过,随着时间的推移,问题也就出现了,出在拓跋李氏内部。仅一个“名不正言不顺”的理由,就可以拿来攻讦,再加上选择性地拿李彝殷的事情来打击其威信,如此一来,矛盾日益凸出,到乾祐十四年,李光睿已经无法彻底控制局面,定难军形成了事实上的分裂。
首先是遂州节度使李彝全,不奉其令,并向朝廷上表,弹劾李光睿,窃取帅位,图谋不轨。紧随其后,是银州刺史李光俨,虽然不似李彝全那般直接,却也有疏离态度。
至此,定难军所辖四州,真正听命帅府的,只有夏宥二州,而完全受李光睿掌控的,也只有夏州了。于定难军而言,更艰难的,是节度使还远在开封。
定难军的分裂态势,固然有卢多逊在背后挑动,推波助澜,但根本原因,还在于其内部矛盾。而其矛盾根源,也在于节度世袭。
拓跋李氏的崛起,关键在于李思恭,那是党项定难军的奠基人,哪怕李思恭已死了半个多世纪,在很多党项人心中,其威名犹在。
然而,李思恭死后,以其子少不更事,承继节度位置的是其弟李思谏。李思谏死后,李思恭之子李彝昌继位,但又因兵变被杀,帅位落入李仁福之手,属李思恭之弟李思敬一脉,一直到如今。
李仁福后是其子李彝超,直至李彝殷,从其世系流转就可知,定难军的传承隐患很大。李彝殷若在,以其二十多年在位的掌控能力,足以弹压。
然李彝殷不在,李光睿一则威望不够,二则无朝廷敕书,老辈的事情,历史的遗留问题,就都可以拿出来说道了。
也就是李彝殷在夏州打下的基础足够深厚,否则李光睿能否守住夏州的基业都是问题,很有可能在反对者的力量下被驱逐。
事实上,卢多逊就曾汇报,遂州的李彝全联络他,希望能取得朝廷的支持,驱逐李光睿,使夏州真正归附朝廷。然而,其小心思,哪里能瞒过朝廷,给出的反应是,既不支持,也不反对,当然这也算表明态度了。
对于定难军如今的形势,就朝廷而言,已经满意了,内部分裂纷争,却也没到同室操戈的地步,这样的情况,实在是完美。
事实上,倘若定难军真的内战了,于当下的大汉而言,反不是好事,那很可能影响到整个西北局势。不过,他们也暂时没有内战的基础,外有朝廷的把握,内部则是夏绥银三方互为牵制。
而一旦有先动者,又很可能引起公愤。定难军的分裂,始终局限于其内部,而其他党项部族,少有参与,都是默然坐观,而是在积极与朝廷所控州县交易。
去岁夏,苦于内部难宁,争端不休,心力交瘁的李光睿以夏州留后身份,向刘承祐上奏了一封奏章,大概意思是希望能够放还李彝殷,还夏绥百姓以安宁,他愿自己赴京,做质子。
对此,李彝殷“主动”回了一封信,说他在东京待得很好,年事已高,精力不济,正当安享晚年,让他善掌夏州军政。其后,朝廷便下了一道制书,正式扶正李光睿,以其为定难军节度使。
这道任命,算是给了李光睿名分,但已经分裂的拓跋李氏,却再难回到当初。也因为朝廷的手段,李光睿心中愤懑,对朝廷日益不满。
而在定难军内部纷扰不断之时,其南面,却有一个吃瓜群众,高绍基。到乾祐十五年,高绍基对延州的统治,已然名存实亡,高绍基虽然仍保留着节度使的名号,但军政实权已然被朝廷所掌控,枢密院派了个名叫曹翰的将领主持延州军事。
而高氏一族,也陆续迁到洛阳,高绍基也两次向刘承祐请命,希望能回朝任职。
党项事务之外,朝廷对陇右、河西方面的开拓,也在持续进展,与回鹘、温末、吐蕃的交通往来愈加密集。褒国公王景,在此前西拓的基础上,继续西进,重新把兰州纳入管理。
兰州以西,继续遣人招抚,因为拓地兼抚戎之功,王景在乾祐十四年,正式由渤海郡公晋爵褒国公,而王景至此已七十三岁,可以说,其晚年基本都奉献给了大汉在西面的事业。
至于同大汉联系已深的凉州,在多年的铺垫下,也由中央派遣了几名官吏前去,进行管理。折逋氏在朝廷支持下壮大,冠绝温末诸族,原本是有所忌惮的,所幸其还算老实,没有为此设阻,走那取死之道。
到乾祐十五年,大汉的势力,已彻底推进到河西地区,影响遍及河西走廊。而由此造成的不利影响则是,在这种回归式的拓展过程中,也不是所有人都欢迎的,西北的诸多部族中,多了不少敌视的目光,反对的声音。
而控制甘、肃地区的甘州回鹘,在大汉的这种扩张势头下,也表现出了浓浓的忌惮。也就是大汉的脚步比较稳当,采取的也是温水煮青蛙的手段,经济利益在前,政治手段随后,再有军事实力威慑,方才没有大的动乱。
当然,随着卢多逊及诸位将吏关于各项西北事务的汇报,在刘承祐心里,也已勾画着一幅蓝图。西北地区,在将来还是需要整改的,在重返河陇乃至西域的过程中,怀柔是必须的,但不能作为唯一手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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